周恩来在上海的故事周恩来在上海一、“周公馆”1946年，在我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上海思南路107号（现为思南路73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代表团驻上诲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1946年5月初随着国民党“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思南路107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那么亲切！“周公馆”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1946年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98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宣铁吾的密令，黄埔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周公馆靠北的一面住着陈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妇女组）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计，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二、和谈--“教育人民的一课”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对于旧上海，各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和反动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它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它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言。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三、扣人心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招待会上，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廊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于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四、“周公馆”里的座上客我们后来称之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的，当时他们自称为“第三方面人士”，意为既非国民党一方，亦非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1946年底，马叙伦先生在上海《文汇报》撰文《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指出：自国民党当局公然推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之后，中国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个方面，不容许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个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这个名词以后在争取民主时期应不再出现。马叙老这篇宣言性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见有人自称或被称“第三方面”。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这些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他有时同朋友们聚谈，讨论，有时做耐心的解释。我们素所敬重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先生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党人，那时还混迹于“第三方面”，有时也出现在我们的大客厅里。后因参加伪国大而被民盟决议令其“退盟”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在“动摇”过去之前，也常来作客。1946年7月25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一天，我们正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有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党惊异！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做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那时，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各老朋友往往早早就来了，他们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惯例叫于产（于土当时名于产）把当天早晨所有英文报纸上关于他头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关于对我们党的反应、评论，当场翻译给他和这些客人一起听。什么报，写消息的记者是谁，他讲的哪些话报道了，哪些没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绍清楚，否则他就要问。有时，连当日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外事组对外联络组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们边听边谈论，那空气就象是一家人一样。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甚至认为我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辞而已，等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中有不少人对此很气愤。但周副主席却一方面向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没敢向我们提出“让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们的朋友竟向我们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他还教育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形势发展很快。周副主席离开上海前，在1946年11月17日夜写给郭老、于立群夫妇的信中曾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了1948年秋冬，前线上早已见分晓了。这些老朋友从坐船去东北解放区的心情已与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了。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里，他象在家里一样。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那是1946年7月下旬，领导上告诉于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称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因为她从没提过不合理的要求。于产遵照领导的指示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第二三天，于产就又去百老汇大厦，去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木、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五、“周恩来瘦了”邓大姐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象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他怎么可能不瘦呢？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四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作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周公馆的同志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10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廊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7月16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总觉得饭菜太单调了，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劳，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六、人鬼之间一度，领导上传达说：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新制订了一系列暗杀手段，其中包括：佯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跟踪我方独行人员，于僻静处于以绑架；制造个人原因的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虽然我们都是正式登了记、办了户口的中共人员，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国民党一向反共不择手段，它哪管什么理不理！为此，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人了！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副主席的车停它也停，车开它也开。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事后，副主席还曾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侦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侦只好作了保证。自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11月19日飞返延安之后，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了。七、“民主死不了！”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1946年10月4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赠舞台（现名劳动剧场）举行。领导上派我们二人前去参加大会，并观察情况。会场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会场大门口，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准自由入场采访。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儿缠着黑纱（凶手给殉难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不少花钱雇 来的流氓、无赖以及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这些 人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据邻座的与会者介绍，这帮人清早六点就抢先来占位子，说好开会时特务一带头鼓掌， 他们就跟着紧鼓掌，特务一带头起哄，他们就跟着大起哄，不许 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点外，每人还发“五只角子”（五毛钱）。我们进会场时，这帮人正在补进早点--大嚼包子、面包。有个被哄骗来的女工对别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开锣呀！”这帮人也真象是来天蟾大舞台看戏似的，从始至终嗑瓜子，嬉笑打闹，旁若无人。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须首先致词，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他们说什么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儿！”“安考儿！”（英语“encore”之音译，意即“再来一个！”）有的则象听戏捧名角似地大喊：“哟，哟，好！”“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特务就带头鼓噪：“的尾巴！”“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就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但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诸先生的讲话，仍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就在郭老讲话的掌声未落的时候，忽见邓颖超大姐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周恩来邓大姐庄严的正义的声音震彻全场。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几分钟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们见此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势下，也跟着拼命鼓起掌来。过了一阵，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大姐送上了汽车。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重要回合，我们胜利了！两天后，10月6日，周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巨大的招贴画：“民主死不了！”是的，这次追悼大会的情景证实，以后的历史发展更证实：民主是死不了的！八、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我们两人是当时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干部中很年轻的两个，都是代表团的外事组（外事委员会）组员和外事组对外联络组组员。在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我们外联组组长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二人晚上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都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工作的，但副主席考虑到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把我们安排到回解放区的行列中。当我们得知敬爱的副主席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竟为未来的一个小生命而通宵考虑再三，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感到浑身是力量？翌日，10月15日清晨，我们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我解放区的登陆艇，顺利回到了山东解放区的烟台。上海名人有哪些？这是你潜意识的体现你内心的某个深处 依然对你和男朋友现在的感情不自信你要做的就是努力地消除它对你心境的影响因为你梦中所见大抵不是事实周公馆的相关人物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江苏淮安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和中华人民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的创建人之一。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1921年加入中国，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成立后，一直担任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局委员，第六届中央局常委，第七届中央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有哪些名人故居?上海市名人故居黄浦区明徐光启故居：黄浦区乔家路238号张啸林故居：宁海西路180号：杜月笙故居：宁海西路184号陈鹤琴故居：北京西路304号韩菁清故居：江阴路马立斯旧邸：威海路155弄50号瞿秋白南市寓所：紫霞路68号邱倍山、邱渭卿故居：威海路412号卢湾区孙中山故居：卢湾区香山路7号吴稚晖故居：南昌路148弄10号杨度故居：建国中路155弄13号沈迈士故居：复兴中路553弄复兴坊1号吴湖帆故居：嵩山路88号陈其美故居：淡水路92弄2号李烈钧故居：思南路91号钱名山故居：复兴中路桃源村30号贺天健故居：复兴中路桃源村1283号金九寓所：马当路普庆里4号黄楚九故居：龙门路30弄盖叫天故居：兴安路宝康里张群故居：绍兴路74号薛笃弼故居：思南路61号陈洁如故居：重庆南路169弄8号章太炎故居：裕福里2号张大千故居：马当路西城里16号张善仔故居：马当路西城里16号邵力子旧居：自忠路163弄5号：胡愈之旧居：延安中路385弄汪亚尘旧居：建国中路155弄1号梅兰芳故居：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柳亚子故居：复兴中路517号。他于1936年至1940年在此定居。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柳亚子将其称为“活埋庵”，意在国事危殆之时，无能为力，留居“孤岛”，犹如活埋。现已挂牌，并不对外开放。田汉故居：永嘉路371-381号，是南国社的遗址，一幢新式里弄房子，已挂牌。戏剧家田汉于1942-1945年在此居住。徐汇区陶行知故居：徐汇区余庆路146弄13号张元济故居：徐汇区淮海中路1285号上方花园24号黄兴故居：徐汇区武康路393号蒋介石故居：徐汇区东平路9号周信芳故居：徐汇区长乐路788号宋庆龄故居：徐汇区淮海中路1843号（1948-1981）陈毅旧居：余庆路（爱棠路）190号席德俊住宅：淮海中路1131号宋子文别墅：东平路（贾尔业爱路）11号朱庆澜故居：永康路109弄江庸故居：长乐路611弄8号何应钦住宅：淮海中路（霞飞路）1634号宋子文故居：岳阳路145号萧军、萧红故居：襄阳南路411弄22号，是一幢新式里弄房子，已挂牌，并不对外开放。平海澜故居：建国西路194号闻兰亭故居：永嘉路345弄3号贺天健故居：淮海中路高塔公寓2楼14室潘序伦故居：淮海中路1285弄16号邵式军住宅：余庆路80号周宗良住宅：宝庆路3号布哈德旧居：永福路52号贾馨园住宅：建国西路388号盛竹书旧居：淮海中路1110号张叔驯旧居：湖南路105号潘澄波旧居：淮海中路1131号严裕棠旧居：武康路99号刘靖基故居：武康路99号吴铁城旧居：华山路镇宁路柯灵故居：复兴西路369号赵祖康寓所：兴国路324号周谷城寓所：泰安路115弄4号俞振飞故居：五原路258号贺绿汀寓所：泰安路76弄4号赵丹寓所：湖南路8号周佛海住宅：湖南路262号汪精卫住宅：建国西路（福履理路）570号王时新别邸：衡山路303号俞济时住宅：桃江路39号郑振铎故居：高安路5弄25号，二层楼的小洋房。已挂牌。何世桢住宅：高邮路68号原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官邸、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汾阳路79号（1905年）马勒别墅：陕西南路30号（1930年）丰子恺故居：陕西南路39弄93号蔡元培故居：华山路303弄16号席与时故居：东平路1号的席家花园杜月笙公馆：东湖路（杜美路）70号、东平路（贾尔业爱路）11号马歇尔公馆：太原路（台拉斯脱路）160号陈毅市长故居：汾阳路（毕勋路）79号胡风故居：永康路141弄6号，一幢新式里弄三层砖式房子，已挂牌。周璇故居：位于海格路(今华山路)枕流公寓六楼。枕流公寓是一幢七层的八字型英式建筑。公寓大门朝北，与南门贯通，中间为门厅，内有电梯、信箱、服务台等。在20世纪30年代，枕流公寓是上海滩超一流的公寓。有“海上名楼”之称。周璇住的是六楼的一套150平方米的居室，装修考究而华丽，钢窗、檀木地板均为西班牙式样。据一位在公寓里住了50多年的老人说，枕流公寓的英文名为Brookside Apartments。brook，即水流动的小河、小溪，Brookslde Apartments可直译作“河边公寓”或”溪边公寓”，这座公寓曾住过许多知名人士，而周璇则是最早迁入的，且一住就住了25年。长宁区沈镇故居：长宁区愚园路1136号汪精卫故居：愚园路1136弄31号陈纳德公馆：中山西路1350号贺绿汀故居：泰安路76弄4号太古洋行大班旧宅：兴国路72号院内1号楼盛重颐住宅：新华路315号席颉樵、贺子珍、黄佐临住宅：泰安路120弄张治中住宅：长宁路712弄77号严谔声住宅：长宁路712弄129号俞鸿钧住宅：长宁路712弄115号陈叔通住宅：长宁路712弄蒋光鼐住宅：愚园路1112弄4号吴其达住宅（张君然曾居住）：新华路593弄梅泉别墅俞振飞、言慧珠住宅：华山路1006弄华园11号李佳白住宅：新华路211弄2号盛恩颐住宅：万航渡路540号华园李士群寓所：愚园路749弄严庆祥旧居：愚园路699号唐云旧居：江苏路中一村5号静安区荣宗敬故居：静安区陕西北路186号李天马故居：静安区万航渡路223弄19号蔡元培故居：静安区华山路303弄16号（近华亭路）刘长胜故居：静安区愚园路81号阮玲玉故居：静安区新闸路1124弄9号——沁园徐志摩与陆小曼故居：静安区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初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这是一幢三层洋房。后又迁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那是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100元左右。徐志摩故居：延安中路913弄。原址已拆迁，目前在这一弄堂口挂牌。原址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康有为故居——游存庐：愚园路132号 陈布雷故居：新闸路1924弄史沫特莱寓所：石门二路41弄叶景葵故居：长乐路752号任弼时旧居（团中央机关旧址）：延安东路1472弄7号 陈调元寓所（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万航渡路435号王国维寓所：大田路225弄陈炳谦住宅：陕西北路80号刘吉生住宅：巨鹿路675号陈楚湘住宅：愚园路涌泉坊395弄严同春住宅/市仪表局：延安中路816号 贝淞荪住宅：南阳路170号盛恩颐住宅：万航渡路540号周湘云住宅：青海路44号 胡笔江旧居：延安中路881号贝润生旧居：南阳路170号朱斗文公馆：康定路759号张爱玲故居：常德路195号，一座过去叫做”爱丁顿”现在叫”常德公寓”的意大利式 （或法式）的建筑，已经斑驳，但依旧显得鹤立鸡群。不远就是闻名上海滩的避，风塘风情街和爱玲笔下的电车场(现也正在被拆除)。爱丁顿公寓是张爱玲和姑姑住得最长久的公寓，曾于1939年住在这幢楼51室几个月，又于1942年在这幢楼的60室生活了5年左右。张爱玲在此完成了小说《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封锁》《心经》《花凋》。此期间还发生了另一段重要的故事，就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爱到秘密结婚。北墙上还留着昔日爱丁顿公寓考究的木质旧信箱，最下面一格的51号信件箱是张爱玲的信箱，上面放着一份晚报。 走上六楼，左手便是张爱玲家的大门。墙上的涂料和门上的油漆虽已剥落，但不掩昔日的豪华。大她15岁的胡兰成第一次拜见张爱玲，按响了这个门铃后，吃了闭门羹。张爱玲通常不见生人，他只好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当时的出版社、杂志社、电影制片人也常揿响这门铃，以求得爱玲那炙手可热的文字。1942年张爱玲在上海开始小说创作，发表作品。1952年去，后移居美国。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任职。1967年一度去英国，担任剑桥雷德克里芙女校驻校作家，后仍回美国加州大学。她是上海孤岛时期的重要作家。程霖生公馆：泰兴路306号郁达夫旧居：常德路嘉禾里1476号潘明训住宅：长乐路680号刘体智住宅：新闸路1321号黄葆戊故居：新闸路1316号宣景琳故居：胶州路148弄3号潘伯鹰故居：胶州路170弄12号应野平故居：愚园路361弄37号张叔和旧居（张园）：威海路590弄胡朴安故居：康定路947号温可铮故居：南汇路85弄14号毛泽东旧居：茂名北路120弄7号,1924年毛泽东寓所旧址：静安区安义路63号（1920）聂耳故居：据相关报道称聂耳于1931年在明月歌舞社做小提琴练习生时，曾住在静安区常德路633弄恒德里65号。周信芳故居：静安区长乐路788-1普陀区郑逸梅故居：长寿路160弄1号闸北区吴昌硕故居：闸北区山西北路457弄12号彭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点：新闸路613弄12号邓中夏旧居：宝山路403弄　虹口区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沈尹默故居：虹口区海伦路504号（1946-1971）郭沫若故居：虹口区溧阳路1269号（1946.5-1947.11）茅盾故居：虹口区山阴路132弄6号（1946.5-1947.11）赵世炎故居：虹口区多伦路145号鲁迅故居：虹口区山阴路132弄9号瞿秋白故居：山阴路133弄12号沙汀旧居：秦关路44弄13号，为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100平方米。1929年—1993年，沙汀居住于此。在此期间，沙汀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沙汀笔名被使用。现为民居。秋瑾故居：四川北路1515弄（厚德里）91号。1906年9月—1907年，秋瑾居住于此。在此期间，秋瑾创办了《中国女报》。现为民居。胡蝶旧居：四川北路1906弄(余庆坊)52号，为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246平方米。1924年—1932年，胡蝶居住于此。在此期间，胡蝶成功出演了《秋扇怨》、《电影女明星》、《铁扇公主》等影片，并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现为民居。柔石旧居：横浜路35弄（景云里）23号。1928年9月—1930年，柔石居住于此。在此期间，柔石创作小说《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景云里现为民居。叶圣陶旧居：横浜路35弄（景云里）11号。1927年5月—1932年，叶圣陶居住于此。在此期间，他接替赴欧游学的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还创作了小说《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宋耀如故居：余杭路530号周建人故居：横浜路35弄（景云里）10号 赵超构故居：溧阳路瑞康里92号曹聚仁旧居：溧阳路1335弄5号，为坐北朝南二层楼石库门里弄房。建筑面积232平方米。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8月，曹聚仁居住于此。在此期间，曹聚仁编写、出版了《大江南线》、《中国抗战画史》二书。现为民居。吴昌硕故居：山西北路457弄12号金子光晴寓所：余庆坊123号土肥原贤二旧居：东体育会路7号山上正义寓所：四川路麦拿里31号周扬寓所：横浜路德恩里周立波寓所：横浜路德恩里丁玲故居：昆山花园路7号（1933.2-）内山完造旧居：山阴路2弄3号，为建于二十年代的坐北朝南的呈半圆形的三层楼房。建筑面积263平方米。现为民居。聂耳故居：位于公平路185弄86号，为砖木结构里弄房。居住面积14.6平方米。1930年7月—1931年4月居住于此。现为民居。冯雪峰旧居（拉摩斯公寓）：位于四川北路2099号，为英国人拉摩斯所建的钢筋混凝土四层建筑。1930年5月—1933年6月，冯雪峰居住于此。现为民居。　　杨浦区陈望道故居：国顺路复旦第九宿舍刘湛恩故居：上海理工大学校园内蒋介石在大陆最后官邸：复兴岛复兴公园内聂云台故居：市东中学内胡西园故居：原上海亚明灯泡厂刘柏寿旧居：原天章记录纸厂内杨俊生旧居：原中华造船厂内凌爱珍旧居：原中华造船厂内王孝和旧居：杨树浦发电厂内叶懋英纪念馆：同济大学内马相伯旧居：复旦大学内李登辉旧居：复旦大学内箫友楫旧居：民京路918号内朱元鼎旧居：原上海水产学院宝山区陶行知纪念馆：大华三路558号陈化成纪念馆：友谊路1号闵行区张充仁纪念馆：七宝镇蒲溪广场75号嘉定区夏采曦旧居：黄渡镇劳动街70号顾维钧陈列室：上海市嘉定区近郊东大街358号浦东新区张闻天故居：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闻居路50号黄炎培故居：浦东新区川沙镇兰芬堂74弄1号宋氏三姐妹故居：浦东川沙镇兰芬堂74弄1号青浦区陈云故居：练塘镇朱枫公路3516号南汇区傅雷故居：南汇下沙镇王楼村渝中区上清寺转盘离中山四路81号今日重庆杂志社有多远?驾车路线：全程约550米起点：世纪环岛1.从起点向东北方向出发，行驶90米，在第3个出口，朝中山四路/周公馆方向，左前方转弯进入中山四路2.沿中山四路行驶240米，过左侧的桂园约200米后，到达终点(在道路左侧)终点：今日重庆杂志社牛角沱轻轨站到中山四路远吗驾车路线：全程约1.7公里起点：牛角沱轻轨站1.从起点向正南方向出发，沿建新南路行驶1.4公里，直行进入上清寺路2.沿上清寺路行驶210米，3.行驶110米，在第3个出口，朝中山四路/周公馆方向，稍向左转进入中山四路4.沿中山四路行驶10米，到达终点终点：中山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