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这个词最早出自希腊文，意思就是“爱智慧”或“对智慧的爱”。哲学家，就是那些热爱智慧的人。

古希腊时，一个青年来找苏格拉底想跟着他学习哲学，苏格拉底问：“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呢？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了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个关于哲学家和船夫的故事：“你懂哲学吗？”“不懂。”“那你至少失去一半的生命。”“你懂数学吗？”“不懂。”“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突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哲学家和船夫都掉到了水里。看着哲学家在水中胡乱挣扎，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不会”“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无论是苏格拉底和青年，还是马克思口中的哲学家和船夫，他们其实都想说：哲学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

海德格尔也说：如果非要逼问我哲学的用途，我只能说哲学无用。

但是没有用途就未必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不单单靠面包活着。

克尔凯郭尔说：学习哲学，就是练习自杀！

我认为学习哲学就是凝视深渊，就是坠入思考和认识的深渊，探索世界，寻找自己。

西方哲学史在本质上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

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怀特海

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能被思维的与能存在的，其实是一回事情。——巴门尼德

拯救灵魂，必然要抛弃肉体。——基督教义

因为荒谬，我才去相信。——德尔图良

我始终不相信上帝是靠掷骰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爱因斯坦

一个不能进行自我节制的人，不能称之为一个自由的人。——伊壁鸠鲁

西方哲学中的29个基本问题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狮身人面的怪兽，名叫斯芬克司。它有一个谜语，询问每一个路过的人。这个谜语的谜面是：“早晨用四个脚走路，中午用两条脚走路，傍晚用三条脚走路。”据说，这便是当时天下最难解的斯芬克司之谜。如果你回答不出，就会被吃掉。它吃掉了很多人，直到英雄的少年俄狄浦斯出现给出了谜底。

俄狄浦斯给出的谜底是“人”。他解释说：“在生命的早晨，人是一个娇嫩的婴儿，用四肢爬行。到了中午，也就是人的青壮年时期，他用两条腿走路。到了晚年，他是那样的老迈无力，以至于不得不借助拐杖的扶持，作为第三只脚。”据说斯芬克司听到这个答案，就大叫了一声，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了。俄狄浦斯说对了，斯芬克司之谜，其实就是人之谜，人的生命之谜。

其实，斯芬克司之谜并没有真正的解开。因为，人到底是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是生活在必然之中的吗？像拉美利特所说的那样像机器一样活着，还是能够独立承担自己的命运，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尚未定型”的动物？也许，在“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它的回答只能在历史当中，只能在“人是什么”的不断追问当在中。正因为此，斯芬克司之谜才成为了哲学史中不得不正视的哲学问题。

“自由”是西方哲学上一个重要的概念。按照我们平常人的理解，自由就是外在束缚的消失。西方的经验论者和功利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外在束缚消失了，人并不是想当然地自由了。相反，人很可能还会陷入更大的不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仅仅把“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那样的“自由”仅仅是“任性”，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一个不能进行自我节制的人，不能称之为一个自由的人。”由此，很多哲学家又将心灵的自由视为真正的自由。皮浪说，人活着，就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犬儒学派的代表第欧根尼，穿的破破烂烂，把能够躺在桶里晒太阳看作一种自由。而卢梭更愿意将意志的自由看作真正的自由。他说：“向强力的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卢克莱修也说：“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在你自己”。

后来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更愿意把自由看作是人的一种本然状态。他说，人天生注定是自由的，人不能不自由。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自由，那是你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原因很简单，你选择不自由，那是你害怕承担自由所带来的后果。比如，有人把刀架在了你脖子上，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反抗。但是，你害怕承担这样的自由，而是乖乖地选择了不自由。由此看见，存在主义者把“自由”理解为了“自由的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因为选择了就要承担。

人生的意义问题，也是发自人的“自我意识”的问题。因此，它和“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问题一样，困扰着西方哲学家。一个人自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世间的烦恼就会随之而来，困扰着他。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每个人都在探究，想解决却无处找到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到底在哪里？

人生的意义，科学不能解决，即使我们征服了整个世界，我们也无法征服自己。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知识是我们用来“对付”大自然的，而对人生则没有太多的帮助。我们对大自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人生的种种困惑却没有因此而减少。“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这句千年箴言就成了西方哲学历史上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幽灵。

通过本体问题，西方哲学最终切入了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矛盾结合体，正是二者无休止的冲突，正是人对这一问题的强烈意识，才产生了一切哲学问题。感官之所以会骗人，经验之所以靠不住，就是因为感官长在人的肉体之上。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舌头，又有哪一个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呢？何况肉体上会死的，根本不能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堂。相反，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维，都是灵魂的功能。它们之所以靠得住，是因为灵魂本身是纯洁的。认识世界，要靠思维，不能靠感觉；同样，人要进入天堂，就必须抛弃罪恶的肉体，拯救自己的灵魂。肉体只能让我们永远匍匐在地面上，永远不能超生。正如基督教义中的那句名言：“拯救灵魂，必然要抛弃肉体。”

一言以蔽之，西方人探讨本体问题，仍然在于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对永恒的渴望。本体是这个世界的根，既然认识到了本体，觉察到了本体，自己不也就超越有限，达到无限和永恒了吗？既然本体和存在惟有通过人的思维和理性来把握，那么，理性和思维就是拯救偷食了禁果的人类的唯一抓手和平台。正因为此，西方产生了一个具有浓厚拯救情节的科学传统。古希腊人，那么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那么迷恋逻辑学和几何学，也许就可以理解了。

人性善恶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哲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样，有什么样的人性观，也许就有什么样的管理观和政治观。在中国社会，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此消彼长，平分秋色。可是在西方，却没有这样的争论。因为，西方社会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人性是善的。伊甸园的神话早就告诉了我们，偷食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被惩罚下了凡间，有了一个沉重的肉身。这个肮脏的肉身让人始终匍匐在地面上，变得异常的邪恶和自私。人一旦失去了外在的束缚，就会作恶。这几乎成了西方社会的一致论调。所以，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的自觉和道德品质上，而是相信外在的束缚。他们不期待人做善事，而是想尽办法约束人不去作恶。正因为此，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才如此地深入人心。让权力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就是防止作恶。

这种时刻提防人的做法尽管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却是一切都说在明处。而且，西方人还引以为自豪。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推崇理性的西方人一直有着寻求“必然性”的偏好。“必然性”就是规律性、可预测性，是一种不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东西。而“偶然性”则是一种无规律性、不可预测性，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东西。西方哲学探究“必然性”的另一面则是排斥“偶然性”。即使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他们也总是想尽办法去探究这个“偶然”背后的“必然”。正因为此，西方才有了理性思维和繁荣发达的科学技术。

可是，自从苏格拉底喊出了那句“认识你自己”以后，西方的哲学家们发现：把“必然性”套在自然头上是节节胜利的，但是，一旦套在“人”的头上，就会遭遇一些出乎意料的尴尬：难道人也是在“必然性”中活着的吗？如果人一生的轨迹象电脑程序那样都被预先设定好了，人生的魅力又在哪里？海德格尔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话：“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被”字表明这是一个主语欠缺的被动语态。主语的欠缺，表明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由谁决定的，他是非常偶然地发生的行为。这里的“抛”字非常形象，它在向我们昭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偶然的。正如萨特所说：“人生就像是被抛上了一列飞速运转的列车，对于它来自何处，还是驶向何方，人们一无所知。人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存在中自由选择，并独立地对自身及整个世界担负起责任。”

最后，西方的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模糊性和偶然性，对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尊严。

“死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课题。因为死亡是专属于人的。有人说其他的生命也会死亡，不仅仅是人。不错，任何自然生命都有一个衰亡的过程。但是，只要人才会意识到死亡，才会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我说，死亡是专属于人的。

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而人生的有限和追求无限的本性所构成的人生的两极，成为了人生最大的悖论。于是乎，思考死亡、超越死亡，也就成了哲学永久的话题。哲学离不开死亡，在死亡面前，所有的意义都将消解。海德格尔说，人们为了躲避责任，争先恐后地躲避到人群中，但无论如何逃避，也逃不过人生之大限——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无处可逃，因为死亡是无人能代替的，只能你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承担。也许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世界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在死亡深处，这个世界的“意义”开始像泉水一样向我们涌现，所以，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痴迷于死亡，克尔凯郭尔甚至说：学习哲学，就是练习自杀！

托马斯·阿奎那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这一带有浓厚悲剧性的名言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多少悲观，因为人有上帝。在西方社会，正因为有了上帝的存在，人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马克思说：“宗教是无奈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对中国人而言，有没有上帝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西方人而言，上帝可不是可有可无的。正如伯奈特所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

“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象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作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轮回’。”

可是，西方的理性发展到极致，必然会追问上帝的存在问题。康德在认识论中把上帝驱逐了出去，无可反驳地证明了：上帝根本是不存在的，仅仅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而尼采则进一步把上帝驱赶出了信仰的地盘：“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但人还要活着。没有上帝的日子，人怎么活？就成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无欲则刚。肉身的可怕，正在于人的一切欲望都是来自肉身。享乐主义者认为，人活着就是要恣情纵欲，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就是幸福。持这种观点的是享乐主义者。但是，欲望是无休止的，每当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以后，新的欲望又会接踵而来。于是，人的一生就成了不断追逐欲望的旅程。由此，很多哲学家反对恣情纵欲。伊壁鸠鲁说：“享受生活，但要深思熟虑。”一味地放纵只会成为欲望的奴隶，结果反而是得不偿失。但是，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又有多少人会按照理性的态度去追求肉体的快乐呢？所以，一些悲观且深刻的哲学家都对人类的欲望表示了无奈。比如，叔本华说：“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人生就是痛苦，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满足。这一状态无法改变，因为生命本身产生了欲望，欲望是痛苦的源泉，痛苦是人生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因而人生是痛苦的。

但对大部分哲学家而言，追求精神的沉醉以升华自身的欲望，代表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精神上的愉悦远远大于肉体上的快感的时候，人们就会化解自己的欲望。弗洛伊德说性欲是人的原动力，但是人能够将性欲通过另外一种形式释放出来，比如，对科学的追求，对知识的探究，都能够让人在一种更高级的快乐中得到升华。所以，在西方人看来，拥有幸福的人，就是那些能够升华自身欲望的人，也是那些具有强大精神气质和人格的人。尼采在杀死上帝以后提出了“超人”的概念，正是把不断超越、不断奔跑、不断克制看作幸福的最大动力。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幸福不是德行的报酬，他就是德行本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但是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关系，不同的文化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中国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在靠一种天然的血缘情感威胁着，正所谓“家·国·天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单个的人是在集体中烘托而出的，一个人人生的意义就是得到这个集体的认同。让一个人感到耻辱或者荣耀的事情是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身份。

但在西方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而平等的个体，没有任何纽带相联系。个体不需要集体的庇护，相反，集体反而需要个体的衬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西方人是通过契约确立人和人的关系的。如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需要合作，就必须订立契约，规定权利和义务。等这个目的达到以后，这个契约就会自动失效。正因为此，有的学者将这种人际模式称之为“俱乐部”。在中国社会，父亲和儿子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凡事也不可能丑化说在前，亲兄弟也不可能明算账。而在西方却能做到这一点。父亲和儿子、公民和总统尽管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在人格上却是完全平等了。母亲不能左右儿女的事情，除非他还没有长大成人。父母不能私拆儿女的信件，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父母不能干涉儿女的婚姻和恋爱，否则就有可能被儿女告上法庭。不仅如此，男人和女人结婚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精神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说到底，这种法律传统仍然和西方人的人性观相关联。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订立规矩，让人就范。

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近代的西方的哲学界围绕着“知识的来源”这一问题也划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发源于英国的经验论，另一个阵营则是发源于德、法的唯理论。经验论者认为，知识起源于感性认识，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先从感性认识开始，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经验论推崇经验归纳法，认为归纳是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但是，归纳的方法无法回答“科学知识为什么是普遍必然的”这个问题，最终导向了不可知论。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科学命题，就不能依靠归纳法得出。你可以说这一只天鹅是白的，那一只天鹅是白的，但你就是不能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抓过来看看。也许，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只天鹅就是黑色。这就是著名的“休谟悖论”。

相反，唯理论者是不相信感觉的。他们相信的是理性直觉和演绎推理。“平行线不能相交”、“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些确定的知识，根本就不需要经验，但它们却是普遍必然的。不会因谁而改变，也不会时空的改变而改变。这样的知识需要感官经验吗？一个人闭着眼睛就能得出结论。感觉都是骗人的，根本得不出普遍必然的知识。但是，唯理论无法解释科学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因果关系。因果的观念是哪里来的？难道也是天赋观念吗？既然是天赋观念，为什么很多因果关系是那么的混乱？在经验论者看来，所谓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确定无误的，它不过是人的一种习惯性联想。你今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明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你就能推论出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吗？如果不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又会得出什么知识呢？

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在康德那里得到了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是唯心主义的。

康德毕其一生都在研究“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人类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并不是来自于感性经验，但却离不开感性经验。没有感性经验，我们就无法得到任何知识。在这里，感性经验是前提。人除了接受外在的感性经验外，还会用自己头脑中的“悟性范畴”去统摄这些感性材料。如果没有这些产生于主体“自我”的范畴，我们面对的只能是一对乱七八糟的表象，而不是有条理的知识。相反，这些悟性范畴虽然是科学知识形成的内在原因，但如果没有感性材料，它就是空的，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正如一个人的肉体没有，人的灵魂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正如康德所说的：“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这个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称作“人为自然立法”，具有不可跨越的地位。以前是人围着地球转，自从康德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是人在为这个世界颁布法则。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正因为此，康德的哲学被称为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今天我们最为熟悉的哲学问题。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在谈及哲学的时候，首先谈及的就是这个问题。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则是唯物主义，坚持意识第一性的，则是唯心主义。

其实，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扯不清楚的问题。爱因斯坦说：承认有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存在，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前提，也是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看来，科学家一般都是唯物主义者。如果科学家都像贝克莱那样宣称“存在即被感知”，估计就不会有什么科学认识和所谓的客观性的东西了。但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的焦点并不在这里。唯心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人的心灵，物质即使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正是意识，赋予了物质存在的权利。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如果没有人，高山是有的，流水是有的，但它们都不存在。”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前提”和“理由”之间的关系问题，物质也许是作为前提起作用的，它是载体，但无法说明自身。真正能够赋予物质意义的，是意识。意识是让这个世界鲜活起来的理由。但是，意识必须粘缠在物质上，否则就是一片虚无，空无飘渺。比如，我们说“红”这个颜色，肯定是在说“红的东西”。世界上绝对不存在单纯的“红”颜色，也不可想象。正如后来现象学的开山鼻祖胡塞尔说的：“思，总是在思某物了”。确实，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没有任何思想内容的思想。

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在哲学中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这是哲学的永恒课题。因为，自从人有自我意识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倾向，即希望找到一个东西一劳永逸地解释自己所面对的世界。于是，本体论就成了哲学的主要问题。

在远古时期，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往往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自然物质。比如，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将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万物产生于水，复归于水。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当然，这种观点早已经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思考却一直在西方社会延续，并构成了西方哲学史的主要内容。自从苏格拉底提出那句“认识你自己”的重要命题以后，西方对本原问题的探讨开始由外在世界转向心灵，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概念思辨传统。比如，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世界的本原。数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已经是心灵的抽象了。到柏拉图提出“理念”之后，西方关于本体问题的探讨达到了最高峰。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

到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概念思辨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转而兴起了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浪潮，其实质就是要取消哲学中的“本体”概念。

存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上一个哲学问题的变种。在西方的哲学家看来，惟有本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而其他则是“幻相”和“非存在”。正因为此，西方的“本体论”也被称之为“存在论”。对人而言，惟有思维才能把握真实的“存在”，而感觉，面对的只是杂乱无章的幻相，因而是“非存在”。存在是永恒的，思维对存在的把握是真理，而感觉对非存在的把握则是意见。真理会带我们进入征途，而意见则会将我们带入歧途。

比如，一个苹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眼睛看到的红色，鼻子闻到的香味，嘴巴尝到的甜味，都是不真实的。而惟有“苹果”的概念，才是存在，是真实的。因为“苹果”的概念是不会随时空的改变而改变的，而现实中的“这个苹果”，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也许，我们在某一天会看到一个青色的苹果，会吃到一个酸酸的苹果……

就这样，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感性和理性之间，真理和意见之间，存在和非存在之间，就有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重精神、轻物质，重灵魂、轻肉欲的传统也正是由此肇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尼德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能被思维的与能存在的，其实是一回事情。”

“逻各斯”的三位一体问题

存在只能显示在思维里，惟有思维才能把握存在。但把二者联接在一起的则是语言。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是概念化的语言。于是，思维、存在、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就成了三位一体的东西。因为所谓的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抽象，而抽象则意味着把“相同”的东西和“不相同”的东西绝对地割裂开，把“相同”的归为一类，把“不相同”的归为一类，然后再在二者之间划定界限。比如，“苹果”之所以能和“梨”区别开来，是因为称之为“苹果”的那些东西肯定具有共同的东西，而这些共同的东西肯定是“梨”所没有的。因此，概念必然意味要界定内涵和外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正因为此，西方的语言是很清晰的，讨论一个问题必须要先弄清楚概念，表达意思必须要清楚，而且表达式多为“XX是XX”。

这就是“逻各斯”的原本含义。逻各斯是赫拉克利特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个词原本的含义是“话语”（语言），而赫拉克利特则用它来表示“说出来的道理”（存在）。但就逻各斯是人认识的道理而言，它又被理解为“理性”和“思维”。

这个问题也是本体所牵带出来的一个问题。所谓的经验，就是我们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东西。所谓的超验，就是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觉，而只能靠思维去把握的东西。哲学上的本体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超验的问题。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超越我们的经验了，是我们的经验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泰勒斯生活的环境四周都是水，他就得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水”的结论，这其实是用经验来回答超验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整个世界都经验到，惟有靠头脑中的理性。

因此，在本体论中，经验总是被排斥的。因为经验的东西总是靠感官感觉到的，是不值得相信的。惟有人的思维，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因为它已经摆脱了感官的束缚。比如在几何学中，惟有思维和概念中“点”“线”“面”才是最完美的。相反，现实中的图形都是不完美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缺陷和瑕疵。不相信，你就去用直尺化一条直线，或者用圆规去画一个圆。在严格意义上，它们肯定是不直、不圆的。

把前提和理由严格区别开来，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前提，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载体，而理由则是事物成其为自身的内在原因。比如，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体。肉体没有了，人也就死了。所以说，肉体是人存在的前提和载体。但是，我们不能说肉体是人成为人的内在原因。让人成为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是人的灵魂和精神。再比如，在物理学中，永动机是不可能被制造出来的。永动机之所以制造不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制造永动机的物质材料（前提），而是因为永动机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同样，“方的圆”之所以不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画“方的圆”的工具，而是因为“方的圆”不具备存在的理由。再比如，男女恋人之间的接吻。接吻固然需要两个嘴巴的碰撞和摩擦，这是前提。但这绝对不是接吻的成立的理由。

前提是感性的、经验的，理由是抽象的、超验的。正因为此，人们往往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前提当成了理由。这是哲学上的一大误区。古希腊时期，雅典法庭以“败坏青年”为由要处死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人劝苏格拉底逃跑，但苏格拉底却坦然面对了死刑。他说：“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但是，说我不逃跑是因为我有骨肉，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

可见，捍卫哲学上的“理由”，是哲学的本性，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

哲学依靠理性思考，靠思维把握真理。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如果不能追求自明的真理，简直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感性之所以不能信任，就是因为人的感觉千变万化、稍纵即逝，不能为我们提供自明的东西。就这样，西方的哲学在源头就把哲学当成了一门科学来追求，并把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当成了典范。几何学上的推理，根本不需要我们用眼睛看，闭着眼睛思考就会认为是确定不移的。在几何学中，只要前提是自明，推理是恰当的，符合逻辑的，得出的结论就是必然正确的。在哲学家看来，哲学寻求真理，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是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西方人对科学过于迷信，使得哲学一直没有走出科学的阴影。其实不仅是哲学，西方人把任何东西都“科学化”，一个东西如果不被认为是科学的，都会遭到鄙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在理性的审判桌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种泛科学化的倾向，归根到底都是西方人由于西方人追求确定知识和自明真理的热情有关。

确实是这样。据说著名哲学家弗洛伊德写了一本书叫做《梦的解析》，主要是研究人的潜意识和精神现象的。但因为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是讨论梦魇，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这本书当作科学著作。其实，不是科学著作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弗洛伊德却无法忍受自己著作被打上的这种“非科学”的烙印，于是又给这本书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精神分析科学导论”。看来，在西方，是不是“科学的”，并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打上了强烈的价值色彩，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正确的，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合理的。

理性靠严格的推理追求真理。但任何推理都需要前提。如果前提靠不住，这个推理就有问题。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支点又在哪里呢？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的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

这个支点，在几何学中被称之为“公理”。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相信它是绝对正确的而已。

在古希腊哲学中，这个支点则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完美的善”、“不动的推动者”。意思是说，这个“完美的善”推动着世界万物，自身却不动。它也不能动，否则必然还有别的东西再推动它，这样无止境地倒退下去，必然会陷入悖谬。

就这样，把几何学奉为神明，对理性和思维顶礼膜拜的哲学，最后只能靠信仰来保证了。而信仰又是对理性的反叛，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中世纪时期最为剧烈。

西方人喜欢推理，自然要刨根问题，找出最后的支点。但这个支点又只能靠信仰来保障。由此，西方文化走向宗教就不可避免了。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保证那些自明但又无法论证的前提。但是信仰，总归是一个隐患。因为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有些信仰，理性上未必是自明的；相反，很多理性上自明的，人们又未必去信仰。中世纪一位叫德尔图良的哲学家就说：“因为荒谬，我才去相信。”到底是理性优先还是信仰优先？哲学和神学，哪一个是第一位的？哪一个应该是从属的？

对信仰进行捍卫的是教父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们认为，对上帝，只要相信他存在就行了，根本不需要理性来论证。哲学应该成为神学的婢女，理性应该为信仰来服务。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神学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犹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

对理性进行捍卫的是那些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认为，理性和信仰是可以共存的。上帝不仅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还可以成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如果我们仅仅相信上帝存在，而我们的理性又否认这一信念，那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他们宣称：上帝的存在也是能靠理性推导证明出来的。哲学家安瑟尔谟就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证明，最后得出结论：上帝不仅在思想中存在，而且在实际世界中也存在。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宗教靠的是信仰，科学靠的是推理。宗教一般是很迷信的。马克思不是说吗？宗教就是人本质的异化，是人的精神鸦片。而科学恰恰要打破迷信，打破权威，用事实来说话，靠推理来证明。但是，在西方社会，二者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冲突。究其原因，西方人眼中的上帝，根本就不是能够奖善惩恶的神仙，也不是能为我们带来实惠的观音菩萨，它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宇宙和谐和永恒的保证。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精致，如此美妙，如此和谐，怎么会没有幕后的制造者和操控者呢？所以说，西方人对上帝的存在深信不疑，其实正是对宇宙奥秘和和谐的信念。正如莱布尼茨所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爱因斯坦也说：“我始终不相信上帝是靠掷骰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

所以说，西方人探究大自然奥秘的科学活动，是带有宗教情绪的。既然宇宙是和谐的、永恒的，人探究大自然的奥秘，就是进入宇宙的永恒，就是接近至真至善至美得上帝。正因为此，西方的很多大科学家都是宗教徒。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也许，每当通晓了大自然的一个奥秘，距离上帝就近了一步。正因为此，科学运动和宗教运动在西方是并行不悖的，甚至二者在终极处还相互融会。还是爱因斯坦说的好：“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自然”与“约定”之间的关系问题

按照希腊神话传说，人的道德习俗来源于神的规矩。正义女神阿斯特赖亚曾在黄金时代掌管人间事务，在人类道德堕落的青铜时代离开人间，化为天星。希腊悲剧在很多场合都描写了人的规定和神的规矩之间的冲突。比如，安提戈涅不顾克瑞翁的命令埋葬了他的弟弟波绿尼克斯，她遵循的是要为弟弟举行葬礼这条神圣道德准则。而克瑞翁认为不准为叛国者举行葬礼，则是出自世俗的动机。两者的冲突造成了悲剧的命运。神话传说一直是古老的世俗社会习俗的根据，在世俗社会转变成城邦时代，神话社会观开始动摇。于是，古希腊的智者们围绕着国家的起源和性质、个人和法律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自然说和约定说两种观点的争论。

自然说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束缚。比如，在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自然派强调国家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发展的产物，尽管在形式上它是约定的。在个人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派认为，法律不过是弱者联合起来对付强者的工具，法律是“弱者，即大多数人”约定而成的。但按照人的本性，强者应该拥有比弱者更多的东西。

约定说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不在于人的自然本性，而在于其社会属性。在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约定说认为，人类是为了获得在自然条件下得不到的利益而组建国家，国家是集体的人工产物。而法律，则是集体的约定，国家和法律都不是自然形成的。人和动物在本性上并没有差别，只是因为有了约定的法律，人才开始脱离贪婪、凶残的蒙昧状态。

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西方历史上，政治和道德的争论由来已久。道德一般来说是个人的事情，不能强迫，且没有后续的惩罚措施。而政治则不同，它和人的群体生活有关。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无异于说，人天生就该生活在社会中。马克思说的更直接：人在现实性上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人类最初的道德，不外乎是古老的氏族社会的习俗和禁忌。人在脱离野蛮状态的时候，正是根据这些道德原则组织政治关系的。在那个时候，政治是道德的体现，而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政治化，一直是古希腊哲学家苦苦追求的理想的国家状态。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哲学家和君主合二为一，既有道德，又有权力。国家惟有靠这样的“哲学王”来管理，才能实现理想国。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和政治开始脱离，二者的目标越来越远，表现出了个人与群体的巨大冲突。马基雅弗利说：政治无道德。通过这句名言，他把政治和道德作为两个领域严格区别开来：政治是“公共领域”的同义词，道德则被归化于“私人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里，游戏规则是不同的，对人的评判标准也是不同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在私人的道德领域就必须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相反，私人领域的老实人到了政治领域则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无所作为。

关于个别和普遍的关系，是中世纪哲学家争论的焦点。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

唯名论以法兰西经院哲学家罗瑟林为代表。他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有实在性。个别先于普遍，普遍只不过是名称。一切词都是来表示客观事物的，个别概念表示单个事物，普遍概念表示一群单个事物。当人们用词表示事物时，他们并没有改变个别事物的实在，但发出的声音也是种实在。我们认为的“共相”，就是这种发出的声音，根本就不是某种脱离个别事物的实在。这种思想反映在宗教上，否认了三位一体的最高的神，只承认分别存在的圣父、圣子及圣灵。

实在论以基督教哲学家安瑟尔谟为代表。他认为，真实的实在是“共相”，而不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有一个“无始无终的真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先。他说，罗瑟林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感觉印象当作了理解的出发点，缺乏把握抽象观念的能力，甚至不能将颜色与它所属的事物区别开来。有形的世界并不是个别事物的总和，个别事物需要普遍原则的组织才能被联系在一起。这些普遍原则就是实在的。这种思想反映在宗教上，就是承认普遍的教会实在，认为个别的教会是从属的；承认基督教的普遍教义实在，认为个别人的信仰是从属的；承认原体的最高的神实在，认为三位分离的神是从属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实际上是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争论的延伸，也为后来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开了先声。

外在世界是否可以认知的问题

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西方社会迎来了文化启蒙的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的哲学家将本体论的问题抛在了一边，专心致志地研究起了认识论，也就是“人如何认识外在世界”的问题。外在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这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哲学家眼里，这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唯物主义认为，外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外在世界中的规律，只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认识。但是，这种浅薄的唯物主义马上就遭到了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反驳。他们有的说，外在世界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别说去认识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眼前的世界，不过是人用在自己的眼睛打量的结果，根本无所谓客观。近代英国的哲学家贝克莱走的更远。他说：存在即被感知。存在的都是被感知到的。唯一真实的，只有我们的感觉。后来，康德综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外在世界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只知道它在我们感官中呈现出来的样子，至于它本身是什么样子，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范围，我们只能说不知道。

对于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西方人是抱着一种外在的态度去打量的。无论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还是从大自然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是把大自然当作了外在的对象。这种主客二分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西方哲学的走向。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才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要存在下去，必然首先要满足物质资料的生产。人活着，必须满足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的物质需要。每时每刻都需要和大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所以说，大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就这样，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大自然逐渐成为了属人的存在，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然的人化”。更进一步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带着镜子，一个人要认识自身，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就必须要到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将自身投身于大自然，到外在世界中去寻找自己的影子，在马克思这里就成了人的存在方式。

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提出了“人的自然化”的观点。大自然虽然属人才有意义，但人对大自然的改造也不应该是掠夺式的，而应该按照“美的尺度”来进行。让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能领略大自然的和谐和造物主的神奇，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否则，如果对大自然的改造仅是为了满足物欲，人只会越来越沉沦。

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为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和别人发生关联，自己的自由很有可能会妨碍别人的自由。于是，让每个人都实现自己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意思是说：人的自由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于是，为了保障所有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必须牺牲自己天然的自由，而追求契约的自由。即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规定哪些权利是应该由一个人来享有的，哪些权利是因为会妨碍他人的自由而不能享有的。这种契约达成以后，又由谁来保证大家都遵守这种社会契约呢？如果有人耍赖皮如何处理？基于这种考虑，以卢梭和洛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政治家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渡给一个叫做“国家”的机构。让这个机构来监督大家都遵守社会契约。如果有人不遵守契约，国家就有权力对违反游戏规则的人进行惩罚。

由此可见，社会成员把本来自己应该享有的“裁判权”和“执行权”让渡出去了。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如果侵犯了自己，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裁决这个人到底冒犯了我们什么，然后自己来决定应该怎么去报复或者反击他。可是，当大家都把“裁判权”和“执行权”让渡出去以后，个人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而应该让“国家”出面去进行裁判和执行。

因此，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统治者。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每个人心甘情愿让渡权利的产物。一旦它不能为大家效力，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国家是契约者创造出来保障他们权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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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涞水县融媒体中心

人类的梦想有多么伟大，历史的进程就有多么壮阔。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这场百年奋进的接力前行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亿万中华儿女书写下恢宏史诗——

新时代的10年，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时代的10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为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今日之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

“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2022年2月6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平总书记同到访的阿根廷总统会见。

会见结束，陪同的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上前一步，用中文一字一顿对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在新时代又有了新的扩展：“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坚强政治保证。

2022年1月6日，中南海怀仁堂，一个重要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自2015年起，这样的会议，每年年初都要进行。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旗帜鲜明，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党章和宪法；

立柱架梁，在党中央组建和优化一系列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全面加强对治国理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建章立制，将党的领导融入意识形态工作、国有企业治理、高校领导体制、群团组织建设……

通过一系列创制性举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党中央真正成为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全党上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抗疫专题展区引人关注。展区顶部，挂着一面面写着“党员突击队”的鲜红旗帜，诠释着打赢武汉保卫战的核心密码。

人们难以忘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那罕见于大年初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那中央一声令下、三军星夜齐发、举国八方支援的动人场面，那直接开到县团级以上干部的17万人部署会，那10多天就拔地而起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

全党上下总动员，数百万党员干部奔赴脱贫攻坚主战场；践行大国承诺，如期安全圆满举办一届载入史册的冬奥盛会；无惧外部压力遏制，拿出“杀手锏”举措、攻克“卡脖子”难关……

今天，一个共识更加强烈：中国能，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领导力，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2013年7月11日下午，河北西柏坡，细雨蒙蒙。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一间土坯房里，面对面围坐一块，总书记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对反“四风”的意见建议。

“百姓生活在逐渐提高，为什么感觉和我们的距离反而有点远了？”有同志直言困惑。

听了大家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历史周期率的问题，面色凝重、意味深长：“60多年过去了……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曾经一段时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四大考验”严峻复杂，“四种危险”尖锐深刻，我们党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始终萦绕在习近平总书记心头。

“打铁必须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

秉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中国共产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抉择，开启了浴火重塑的壮阔历程——

以政治建设引领全党团结统一，从中央八项规定切入激荡清风正气，刮骨疗毒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接续开展5次党内集中教育，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

“打虎”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超过500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

“拍蝇”不手软。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49.6万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5.6万人。

“猎狐”不止步。党的十九大以来，“天网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6900人，追回赃款327.86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1人归案。

十年磨一剑。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党经受深刻洗礼锻造而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2021年11月，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响亮回答——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我革命，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履新伊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铮铮誓言。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跨入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向着全面小康加速进发，必须跨越横亘于前的一系列重大挑战：

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衡量发展、评判工作的新标尺。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背后，有近1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群体若参与各国人口排名，能排进世界前20位，超过英法德等国家。

“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重若千钧。

岁月奔涌，从黄土地走来，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深谙国情，深深懂得人民的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掷地有声的话里，是炽热的赤子之心，是行程万里的执着坚定。

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拉着村民石拔三老人的手，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直抵人心。

对人民最深的爱，化为最重的誓言、最硬的举措，打响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反贫困之战。

“五级书记同框”的照片刷屏了！

2020年4月，陕西平利县一处茶园，春雨初歇。习近平总书记沿着泥泞小路，向正在劳作的茶农们走来。在他身旁，是省、市、县、村级书记。

这是前所未有的组织动员：全国一盘棋，22个省区市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冲锋一线。

这是斩钉截铁的意志：“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这是真情流露的挂念：“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

这是疫情冲击关键时刻的坚毅：“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

天寒地冻的太行山深处，顶风冒雪看真贫；“瘠苦甲于天下”的甘肃中部，绕过九曲十八弯进农家……习近平总书记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0多次考察调研扶贫工作，以不停歇的脚步丈量着贫困角落。

向深度贫困宣战！1997年，2008年，2016年，2020年，习近平四次踏访宁夏，亲自谋划推动闽宁协作，“山海情”隽永绵延，千千万万贫困家庭“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命运得以改变。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无论是在地方考察，还是在中央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扶贫先扶智，要更加注重教育脱贫”“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对此，安徽金寨大湾村的陈泽申感同身受。每每回想起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前来看望自己的场景，他总是倍感温暖。如今，他家已摘掉“贫困帽”，孙子大学毕业留在合肥工作，“孩子专门带我去大城市开眼界”。

对此，河北张北德胜村的徐海成共鸣强烈。5年多前，在他家里，总书记同村民们一起算柴米油盐、商脱贫大计。现在他家已是种植大户，脱贫翻身，喜迁新居，“盼着总书记再到我家坐坐，我会给他念念新账本，晒晒成绩单”。

上下同欲者胜，以上率下者强！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辉映伟大的奋斗征程——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中华民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千年梦想今朝梦圆。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千古吟唱，穿越历史照进现实；全面小康的历史丰碑，矗立在新时代复兴之路上。

以人民为中心，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幸福。

“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深知人民的期盼。

10年来，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增长到78.2岁，一组组数字背后，无数笑颜绽放。

“厕所革命”、垃圾分类、清洁取暖、食品安全监管……一桩桩民生“小事”，一次次成为改革聚焦的“大计”。涓滴汇流，让人民生活的幸福成色更足、更暖。

聚焦“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要求日益增长。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司法体制改革直击靶心，一批冤错案依法纠正，执法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

人心向背定义“最大的政治”，一段对话更显意味深长：

2021年春天，广西桂林毛竹山村。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村民王德利家做客。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们，真的感谢您。”

“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殷殷初心如磐，时代答卷常新。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10年夙夜在公，真切炽热的人民情怀，凝成质朴无华、赤忱无比的告白——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有两次“三中全会”注定是划时代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2013年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获得通过，全场掌声如潮。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指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着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制度自觉。

由此起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绘就“中国之治”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同全面深化改革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破立结合、相得益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13方面制度安排，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

从广东深圳到安徽小岗，从海南洋浦到上海浦东……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改革精神。

在新年贺词中号召“将改革进行到底”，把集体学习课堂搬到中关村，带头起立向“改革先锋”鼓掌致敬……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改革、亲自推动改革。

2018年3月28日下午，中南海。

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上，总书记从改革方法论的高度强调了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的重要性，并同大家一道逐一审议《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10余份具体改革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像这样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60多次，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挺进，构建起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

从党的建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涌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各方面共推出2000多个改革方案。

经过几十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方案。

党的机构罕见地纳入改革范畴；仅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就有21个部级机构、58名班子正副职数被核减；一个国地税合并，精简近一半司局级机构……

当时看到这份改革方案，一位省委书记感叹：“力度之大超出预料，有些过去有共识但没做成，有些过去想到了但做不成。”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早在启动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定下了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要动奶酪的、是要触动利益的、也是真刀真枪的，是需要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的。”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破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类“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力克群团“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一个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老百姓的体会最真切。

户籍制度改革破冰前行，脱胎于计划经济年代那堵“无形的墙”轰然倒地；100多万河长上岗，千万条江河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纠偏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民意民智广泛纳入决策程序，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10年来，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洞察时与势，统筹破与立，融通制与治。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

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出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10年来，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2022年9月27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中央综合展区，一艘“奇迹号”中国巨轮模型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

一叶叶“风帆”上鲜明的数字，标示出新时代10年中国经济“量”的跨越，更彰显“质”的提升：

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万亿元上升到114.4万亿元，基础研究经费从499亿元增加到1817亿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发射240余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主动，领航中国经济巨轮驶入高质量发展新航道，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经济增速下滑、环境污染频发、粗放发展难以为继……面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充分调研和深邃思考。

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一场经济工作座谈会。

会上，来自广东的省市区镇各级干部代表和部分企业家纷纷发言，总书记一边认真听，一边仔细记，不时插话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

回京后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

201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新常态”；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大判断；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

敏锐把握发展之变，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

2015年，“十二五”收官。主持起草“十三五”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一开始就提出，“首先要把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搞清楚”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全面开启了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2014年5月23日，总书记在中国商飞公司考察时，曾登上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指出“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

2022年9月，C919大型客机取得型号合格证，将于年底交付首架飞机。总书记指出：“要有雄心壮志，世界科技巅峰我们都要奋勇攀登”。

北斗组网、嫦娥探月、天问探火……10年来，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一路跃升至2022年的第11位。

2016年伊始，一场深刻体现发展理念变革的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今天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这次讨论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保护的问题。”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门见山。许多参会人员感觉“好像是泼了一盆冷水”。

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长江上、中、下游调研，四次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辩证关系和战略考量。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2022年7月12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一张巨大的地图前，久久凝视。

曾几何时，新疆是“路到头、人到头、水到头、电到头、田到头”的边境之地。如今，“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沿着昔日张骞凿空之路，将西北边陲变成开放前沿。

此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设立雄安新区，打造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擘画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江河战略”……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一个个关键处落子、彼此连接成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布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广阔空间。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这一重要论断，展现出我们迈入新发展阶段的定力和底气、决心和信心。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焕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有力的话语，激发出亿万中华儿女逐梦奋斗的壮志豪情。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擘画民族复兴的伟业宏图，习近平总书记思虑深远：“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19年金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写入全会决定。

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

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把意识形态工作视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2年后再次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要求“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理论是非，校正工作导向，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夯实思想根基。

2022年9月30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

肃立默哀、敬献花篮、整理缎带、缓步瞻仰……自设立烈士纪念日以来，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无声的缅怀传递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气壮山河。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英雄模范身上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

首次阐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系统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原创性论述，点亮精神的天空。

为功勋模范颁发奖章，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为老道德模范让座，躬身示范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走进菁菁校园，叮嘱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厚植新时代中国文明沃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金秋时节，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的最新进展吸引国人目光：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的《复兴文库》出版发行。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丛书作序，发出“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的时代强音。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朱熹园中，感慨“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苏祠里，强调“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莫高窟下，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放眼新时代中华大地，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日益走进人民群众心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赓续传承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这番话，拨动着无数国人的心弦，更是新时代以来中华儿女昂扬精神的生动写照。

历史之河奔腾向前，复兴气象壮阔恢宏。中国人民志气高昂、骨气坚定、底气充足，正以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勇毅前行。

“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

——坚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确保党和国家事业风雨无阻向前进

2022年8月16日，初秋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再赴东北考察，第一站走进位于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

纪念馆内，一封封决胜千里的电文，一张张弥漫硝烟的照片……再现着70多年前解放战争“大决战”的震撼场景。

“辽沈战役，这一战是决定命运的。攻克锦州，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多么激烈英勇的战斗啊！”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慨。

伟大的胜利，总要经过生死攸关的考验；伟大的事业，往往在千难万险中成就。

10年前，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习近平同志就明确主张写入一个重大论断：“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一仗接着一仗打，战胜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不被迟滞甚至打断。

2020年，岁在庚子，一场世纪疫情来势汹汹。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全国形势严峻。在泰山压顶的危急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沉着、勇毅担当、科学应对：果断作出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关键决策，号令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指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抗疫大会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刚出生的婴儿到百岁老人，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呵护，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持“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2018年1月，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面对党内“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一口气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就告诫全党“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2019年1月，中央党校省部班再次聚焦“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进一步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期间，两次“临时停车”让人印象深刻——

5月在河南南阳，下车走进一处麦田察看小麦长势；9月在陕西榆林，到田间察看谷子、糜子、玉米长势。

“看看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从抓粮食安全到抓能源安全，从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始终坚持下先手棋、打主动仗，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风云变幻中，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狭路相逢时，展现“独有英雄驱虎豹”的非凡气概。

从以建设性的态度开展经贸磋商，到以负责任的胸怀开展中美元首直接对话，从果断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到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坚决顶住外部极限施压遏制，有理有据有节开展斗争，既捍卫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敬佩。

既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2022年7月1日，香港会展中心，灯光璀璨，花团锦簇。

“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论及“一国两制”。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一个时期，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

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出台一系列事关根本和长远的举措，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掌握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主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了事业发展新天地。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面对风险挑战，人民军队始终是捍卫和平、维护安全的钢铁长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我们党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2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踏上中亚大地。

不约而同，出席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的多国领导人纷纷同习近平谈及“一带一路”合作；不约而同，哈萨克斯坦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将本国最高荣誉勋章授予中国最高领导人。

9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几年间，当连续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华举办、与会各国领导人接踵而至，当亚欧大陆上一个个经贸合作区拔地而起、一列列中欧班列穿梭往来时，国际社会赞叹“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雄心的经贸一体化计划”。

今天，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约12万亿美元，同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

今天，因为“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的小麦卖到了东南亚，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建成通车，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重现生机，更多巴基斯坦民众在炎炎夏日吹上了电扇，塞内加尔干旱地区村民喝上了干净的水……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国倡议，在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中，不断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美诗篇。

放眼全球，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冷战思维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国际和地区形势错综复杂……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思考的问题。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出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作出这样的重大论断。

10年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日内瓦万国宫，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和目标路径，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发，高高举起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文件，在中国与世界的紧密互动中凝聚日益广泛的国际共识，汇集起日益强大的全球合力。从北京出发，跨越高山大海，10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42次，足迹遍及五大洲69个国家；在国内，举办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接待100多位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疫情背景下又通过“云外交”同国际社会密切沟通。

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外交布局不断完善，建交国增至181个，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组织达110多个，伙伴关系网络覆盖全球。

金秋，上海，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准备工作如火如荼。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的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被外界誉为中国开放的“金色大门”。过去4年，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

连年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统筹推进21个自贸试验区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

海纳百川的开阔格局，基于“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深刻逻辑；弄潮涛头的勇毅担当源于“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的深厚情怀。

2016年9月，杭州西子湖畔，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主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首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首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一个个“首次”，在全球治理进程中镌刻下鲜明的中国印记。

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落实，发起成立亚投行、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变革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无论是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还是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大国应有的样子和责任担当。

当今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在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以稳固、坚实、可预期的姿态，为世界带来信心和力量。

旗帜鲜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成为“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

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不断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

外媒评价，中国提出的将本国利益与地区和全球利益相对接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响应，这样的理念付诸行动，人类就向前迈出一大步。

“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谋划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每一次历史性跨越都意味着再一次出发。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2021年11月召开的这次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此时，党领导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鲜明判断。

脱贫攻坚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小康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的跨越昭示未来。

将乡村振兴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提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等战略举措，让希望的田野更有希望。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目光长远，方能行稳致远。

“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

“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

从国家水网到西部边疆铁路网，习近平总书记以志在千秋伟业的高瞻远瞩，擘画重大工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牢基础。

步入2022年，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首次提出“五个必由之路”重大论断，阐述我国发展仍具有的“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深刻揭示新时代我们为什么成功、未来我们怎样继续成功。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展开密集考察调研，谋划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

4月海南，从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到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一再强调抓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6月四川、湖北，走进创新型企业，提出“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7月新疆，深入学校、社区、农村等，强调“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究”；

8月辽宁，对东北振兴念兹在兹，指出“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充满期待”，党的二十大后要对东北振兴作出新的部署。

党的二十大将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今年7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举行。

“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大论断，为开好党的二十大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深入讨论了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若干重大问题，为召开党的二十大作了充分准备。

十年弹指一挥间，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中写下波澜壮阔的恢宏篇章。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砥砺奋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切体会到，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是赢得未来的根本政治保证。

新时代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团结奋斗，继续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记者赵承 霍小光 张旭东 张晓松 赵超 邹伟 刘华 朱基钗 韩洁 林晖）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