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客户端北京3月24日电(记者 李金磊 宋宇晟)七年前，单霁翔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七年过去了，单霁翔如何看待故宫的变化？故宫今后又将如何发展？3月23日，单霁翔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给出了答案。

　　单霁翔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论坛主办方供图

　　今年春节，故宫博物院用一场“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为游人呈现了宫里的年味。

　　展览以880件文物藏品构成了6个故事，还做了“紫禁城里过大年”的文化创意系列产品，同时迎接了150家中华老字号。

　　资料图：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人头攒动，大批游客进宫过大年。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单霁翔透露，过年期间，参观故宫的观众人数同比增长70%。

　　此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现象。

　　“北京人开始走出自己的家，开始进入故宫博物院了。北京人过去不参观故宫博物院，他们小时候来过一次就够了。但是，今天有50%是北京市民。更令人感慨的是50%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资料图：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人头攒动，大批游客进宫过大年。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我真正感到这个时候紫禁城正青春，成为年轻人们喜欢的地方。”他说。

　　“什么叫文化遗产保护？我觉得就是文物要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要让它们活起来，要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做出贡献，才是真正的文物保护的目的。”

　　只有被人们喜爱，文物才有尊严

　　“这些年，我们在重新思考故宫博物院的定位。”

　　在单霁翔看来，即便是博物馆的定位也并非一成不变。“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在调整——过去把文物藏品保管作为第一要务；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改变，开始把研究作为重要的内容；这十多年，国际社会在调整，把教育放在第一位。”

　　但博物馆教育毕竟不同于课堂。

　　“博物馆的教育是以实物来进行教育的。所以，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实物的艺术的、历史的、科学的价值，进行了文物的清理、文物的修复以后，开始举办各种展览。”

　　资料图：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人头攒动，大批游客进宫过大年。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单霁翔认为，这些展览不应该是脱离于人们生活之外的，不应该只是出土的文物、什么地点出土的、编号是多少、年代是什么，而是应该用通俗的语言，用更多的观众能理解的故事，背后的故事、修复的故事。

　　“有的专家说这么嘈杂、这么多人看，我们怎么能静静地欣赏？我是有不同意见的。一个展厅，人确实很多。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不进博物馆的人能够花时间走进博物馆，特别为这个展览、为这件展品而来，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应该让更多人接触文化，让文化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资料图：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人头攒动，大批游客进宫过大年。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因此，还是要“坚决地走展览、文物融入人们社会生活的这条路线”。

　　“用平民化的手段，亲切地展示文物，它就能够变为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惠及民众，民众喜爱，这就是良性循环。”

　　单霁翔认为，只有这些文物被人们喜爱，认为它是改善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才喜爱这些文物。只有人们都喜爱这些文物，文物才有尊严。

　　4万多人报名，只招88人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近年来，故宫的文创产品、综艺节目越做越大。

　　几年前，故宫有一部片子《我在故宫修文物》，豆瓣评分甚至超过《琅琊榜》和《舌尖上的中国》。

　　资料图：《我在故宫修文物》海报。

　　最令单霁翔感动的是，70%点赞的是在校学生。“以前我以为他们喜欢蹦蹦跳跳、拥拥抱抱、打打闹闹的片子，这完全是慢节奏、充满情怀的，但真正打动了年轻人，它就是讲文物背后的故事。”

　　他透露，今年故宫博物院招收88名正式员工，有4万多人报名，经过严格的筛选，17000人考试。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想到故宫来修文物。这是一部片子的力量。”

　　融入人们生活才是好的博物馆

　　对于故宫衍生品的发展，单霁翔的态度是“既不能用传统的高大上的语言、不接地气的，特别是年轻人不喜欢的，也不能低俗恶搞和迎合人们完全娱乐化的”。

　　“我们在不断地把握这个度。比如，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在不断突破、不断实践，也不断地在冒险。”

　　资料图：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推出的口红。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截图

　　以故宫口红为例，“11900种文创产品，已经涉及人们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都有，为什么不能出口红”？

　　单霁翔透露，故宫口红现在已经销售了100多万支，“唯一的缺点就是买不着”。

　　他又举了故宫火锅的例子。“故宫博物院外的非文物建筑故宫餐厅里有一道菜——火锅。可这两个字加在一起是危险的，故宫最怕火，我们就停了。我们原来就是卖烤鸭的鸭卷和面。既然有争议，我们就遵从他们，不要有误解。”

　　现在只要沾“故宫”两个字，做什么就什么火。单霁翔认为，不能因为火就什么都做。“我们要选择，要把握好。有时候我们要研究，不能做；有时候经过探索，发现效果不好，我们要主动取消。”

　　单霁翔觉得，融入人们生活才是好的博物馆。

　　“人们关心故宫，不断给故宫提意见，我们不断地改进，螺旋式地上升，一定要让我们的文化资源真正的活起来。”

　　他说：“我们也会审慎地、积极地往前继续走。”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

公元1037年1月8日是苏东坡的诞辰，981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怀念这位旷古奇才。以散文著称中国当代文坛的作家、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著写的新书《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于日前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穿越将近千年的时光，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是石，是竹，也是尘，是土，是他《寒食帖》所写的‘泥污燕支雪’”的人间苏东坡，并试图打通读者与苏东坡之间联系的一条隐秘通道，即通过两岸故宫（以及世界其他博物馆）所收存的艺术史物证，构建苏东坡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整体形象。

祝勇花了四年的时间翻阅二十卷册的《苏轼全集校注》，试图以此与苏东坡浩瀚无边的精神世界慢慢靠近。而在着手准备写苏东坡的十年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苏东坡走过的所有道路，从四川眉山到陕西定州、河洛，后翻越南岭，抵达广东梅州、惠州，渡过琼州海峡、抵达海南……

在祝勇的笔下，苏东坡的文学艺术，牵动着人世间最凡俗的欲念，同时又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价值。 “但是，本书不是一部个人传记，我是想穿越将近千年的时光，穿越我们面前那些固化的文物，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触摸到他内心的脉动，体会那个有情感、会呼吸的苏东坡，而不只是纸页上的苏东坡。”1月21日，祝勇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苏东坡的写作创造了他那个时代的奇迹，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创造奇迹。“我自始至终都相信写作，相信奇迹。”

“在海南，我最想谈的是苏东坡”

海南周刊：您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的后记提到，这本书的写成，缘起中国文学首届博鳌论坛上一次“失败的演讲”？

祝勇：其实那是2015年，我到海南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好久没来海南，面对夜色、海浪，还有许多久违的作家朋友，多喝了几杯，第二天发表演讲时，大脑有点“短路”了，很对不住论坛的组织者。那一天，在苏东坡生活过的土地上，面对作家同行，我最想谈的是苏东坡，谈一个作家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但没谈出来，有点遗憾。此后越发觉得有话要说，越觉得如鲠在喉，就干脆动笔写下来，没想到一写，就写成了一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写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央电视台要拍纪录片《苏东坡》请我作总撰稿，正好合乎我当时的心境。此前，我已推掉了好几部纪录片的邀请。有时，一本书的完成，也是缘分，是写作者和作品相互寻找的过程。不只是写作者找作品，也是作品在找写作者。

苏东坡是一个大于时代的人

“他是一个不盲从、内心笃定的人”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对于苏东坡来说，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那是一个很差的时代。”您认为，苏东坡之于宋代，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符号？

祝勇：可以找出很多原因，说苏东坡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比如，文人受到重视，科举制使平民有相对均等的上行路线，即通过读书、考试，能够进入社会上层，这些都比李白的时代强。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出很多原因，说苏东坡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在他的时代里，朝廷财政陷入危机，边患不断，党争激烈等等，苏东坡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纵然有皇帝赏识，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却一生难受重用，最大官居四品，一生大部分时间颠沛流离，甚至一度下狱，六十多岁还被贬谪到海南。

但即使在最大的生命困境里，他仍然不会被困住，他生命的热情，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艺术创造力，最终成就了艺术史上熠熠发光的苏东坡。

海南周刊：您认为苏东坡如果不是生活在宋代，是否依然能成为“苏东坡”？

祝勇：苏东坡之所以伟大，是他在生命的急流中仍然能看清自己的道路。他是一个不盲从、内心笃定的人，他的自我调侃、自我暴露，处处体现出他的自信。所以我书里说，他是一个大于时代的人。时代压不死他，他却可以成就时代。我相信如果置身其他朝代，他依旧会成为“苏东坡”，只不过他的具体建树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走向，但那只是表象，他的精神世界，才是本源。

仕途困顿时对陶渊明认同感最强

“陶渊明用生命和艺术为苏东坡做了历史铺垫”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写了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精神对话，认为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的，是陶渊明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铺垫。您认为，陶渊明为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

祝勇：你说得对，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的，在他前面，一代代的文人、艺术家走过很长的路，完成了对苏东坡的辅垫，才有苏东坡出现。比如，陶渊明。陶渊明为中国古代士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他沉醉于自然，澄明、通达的世界观，对苏东坡影响很大，尤其在苏东坡由朝廷“沦落”到民间以后，陶渊明的世界观，给仕途困顿中的苏东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维度，那时苏东坡对陶渊明的认同感最强。我在书里说：“这位田野里质朴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现存的苏东坡书法中，就有他书写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铺垫，并不为过。但苏东坡精神世界的成分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苏东坡最好的诗为苏辙而写

“需要让苏辙走出苏轼的光环”

海南周刊：书中，您认为苏东坡最好的诗都是为苏辙写的。您如何理解苏东坡与苏辙的兄弟情？

祝勇：我接受过不少媒体采访，关于这方面，关注的人比较少，可见一直是人们的盲点。人们大多把苏辙当苏轼的弟弟看，而忘记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像他的哥哥一样，是了不起的词人、诗人、散文家、书法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两代，前后六百多年，出现过多少大艺术家！仅文学界，唐代就有王勃、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骆宾王、王维、李白、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宋代有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王安石、沈括、三苏、黄庭坚等，可谓星光熠熠，而这林林总总的文学家中，“唐宋八大家”只选八人，苏辙就占了一个名额，仅凭苏家的光环是不够的。当然，“唐宋八大家”是古文运动八大家，是有限定的，刚刚提到的名单里有许多是诗人，不在此列，但即使如此，也足以显示苏辙的分量。我觉得，需要让苏辙走出苏轼的光环，回归其本身应有的价值。

苏东坡是“最好的生活家”

“他像一颗种子，落到哪里都会发芽”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提到，“艺术家，其实是最好的生活家”。在您的笔下，为我们全景展示了一个会煎茶、会做米酿酒、喜欢吃荔枝的“吃货”苏东坡。您认为，苏东坡是“最好的生活家”吗？他走过的黄州、惠州、儋州等地，您认为哪个地方是最能满足苏东坡“味蕾”？

祝勇：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没有固定的标准。皇帝住在九千多间房子的紫禁城里，未必会幸福，普通人住在仅能容膝的小房子，未必不幸福，《浮生六记》不是说么，“余之所居，仅可容膝，寒则温室拥杂花，暑则垂帘对高槐，所自适于天壤间者，止此耳。”

“生活家”这个名头用在苏东坡身上颇为合适，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都能发现和创造生活之美。生命的质量，不在于锦衣玉食，而在于你能不能自己去发现和创造。像苏东坡，每到一地，都会充分地享用此地的特产，所以说不上哪个地方更适合苏东坡。他就像一颗种子，落到哪里都会发芽。

海南周刊：苏东坡，甚至于整个宋代所养成的生活品位，对于在当下生活的我们有什么影响？

祝勇：古代辉煌的物质文明，今天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见到，顶礼膜拜，但在它产生的当时，只是一种生活用品，是生命的一部分，带着生命的温度，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当时，它们不是什么所谓文物，不是与我们的生命分割的、孤立的事物。